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中，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的故事广为流传。然而，鲜为人知的红二十八军，却谱写了另一段在绝境中涅槃重生的传奇。他们并非长征的失败者，而是在敌后顽强抗争，最终壮大成为抗日先锋的英雄。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远征北上，鄂豫皖根据地顿时陷入国民党十万大军的残酷围剿之中。张学良指挥下，56个国民党正规军和无数反动民团，对这片曾经的革命热土展开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绞杀。碉堡林立，户口清查，食盐火油被严禁，曾经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如今满目疮痍，人烟稀少。留守的鄂东北1500余人和皖西北2000余散兵游勇，面临着生存的巨大挑战。

面对绝境，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毅然决定，保存革命的火种。1935年2月3日，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在太湖凉亭坳主持会议，将分散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的红二十八军。这支由约1000余人组成的军队，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手枪团，高敬亭担任政治委员，暂不设军长。

在高敬亭的指挥下，红二十八军灵活运用分散行动、侧翼攻击等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顽强抗争，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千人，为根据地带来了转机，初步扭转了极端不利的局面。

然而，红二十八军的崛起，激怒了蒋介石。他调集更多兵力，甚至采用烧山搜山等残酷手段，企图将这支红军彻底剿灭。形势日益严峻。此时，红二十八军得知红二十五军已到达陕南，建立了鄂豫陕苏区。

1935年5月7日，高敬亭在霍山黄尾河集结部队，召开关键会议。会议面临着西进与坚守的艰难抉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会议最终决定西进桐柏山，尝试与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二十八军一路北上，行程超过2000公里，沿途将商北游击大队一部、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一、二营编入主力，兵力有所壮大。1935年5月22日，部队成功越过平汉路，抵达河南泌阳县五道岭。

然而，国民党迅速侦知了红二十八军的行军路线和会师意图，立即调集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设卡拦截，后方又有独立第五旅紧追不舍。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绝境，兵力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不得不再次面临严峻的抉择。

1935年5月28日，高敬亭在桐柏山松树岗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放弃西进，返回鄂豫皖根据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基于省委赋予红二十八军保卫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以及在敌后牵制敌军，减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压力的战略考量。

回到鄂豫皖根据地后，红二十八军总结经验，确立了“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作战原则，并制定了“拖垮敌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作战方针。

高敬亭指挥部队，灵活运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等游击战术，将斗争从山区扩展到平原，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便衣队配合作战。到1936年底，鄂豫皖三省边界二十二县已组建了八十二支便衣队和二十支便衣小队，共约600余人。 《申报》1936年6月28日的报道中写道：“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各县市区‘时聚时散’‘四乡皆有组织’，‘日渐扩大，滋蔓难图’”，这充分说明了红二十八军在敌人数十倍兵力围剿下，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不断壮大的奇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虽然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图并未改变。1937年4月，卫立煌对大别山根据地发起了更残酷的围剿，尽管高敬亭因战略失误造成部分损失，但红二十八军仍顽强坚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南方红军的“清剿”被迫停止。

1938年，根据中央指示，高敬亭与卫立煌谈判，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这支拥有四个团，总兵力高达3100人的队伍，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

红二十八军虽未能与其他主力红军在陕北会师，但他们在敌后顽强坚持，不断发展壮大的斗争，同样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并最终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其历史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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